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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一名产妇在北医三院不幸故去的新闻成为舆论热点。虽然事实尚待进一步调查，但从讨论中发现，很多人对发生医疗纠纷后该找谁、该怎么评理，并不清楚。对此，记者采访第三方独立机构——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为读者剖析，正规的说理路应该怎么走。


　　1问  医患双方有纠纷，患者找谁评理去？
　　可以找医院相关科室、第三方调解或者法律诉讼


　　记者：治病过程中出现不理想状况，患方如果怀疑是医院的责任，怎么办？患者该找谁评理、鉴定呢？


　　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副主任刘海英：患者对于治疗结果不满意，医患双方达不成一致，可以有以下三种途径解决：首先，每个医院都有医患关系办公室或者是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科室，患者可向其投诉，提出对医生诊疗服务不满的意见。同时患者有权要求封存病历，并复印除了病程记录之外的所有的客观病历。
其次，患者可以申请第三方进行调解，包括行政调解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2010年10月，北京市司法局等6个委办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735号）文件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发生医患纠纷，患方索赔金额在一万元以下的，可以通过双方协商解决；索赔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应当通过人民调解或者司法诉讼的方式解决。我们医调委是北京地区专门从事医疗纠纷调解的专业性群众组织，是完全独立的第三方，不收取任何费用，相比于行政调解和法律诉讼，更为方便、快捷。


　　最后就是司法诉讼。


　　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副主任刘方：对于医疗结果存有异议，患者可以选择进行医疗鉴定，但是选择的鉴定机构一要有资质，二要医患双方都认可。法院在受理医患纠纷的案件，也会委托医疗鉴定。对于有一些医疗纠纷，涉及患者死亡的，我们希望患方家属能够同意尸检，因为尸检结果是最客观公正的。


　　记者：有患者可能觉得，不闹大的话，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这样的观念该怎么看待？


　　刘海英：我们医调委自2011年成立以来，已经处理了8000多起纠纷，真的就是纯医闹的少之又少，大多数患者还是比较理性的。
　　当然，社会上也流传着这样的段子：要致富做手术，做了手术告大夫。但是这是开玩笑，我可以说，几乎没有谁是抱着这个心理去跟医院要钱的，大家去医院就是想治好病。


　　医疗纠纷不管怎么闹，都不会因为你闹得凶就能得到更多的赔偿，医疗损害赔偿必须遵循过错赔偿原则，一定是医院的诊疗行为有过错，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等不良后果，才能赔偿。我们医调委在处理纠纷中，也绝没有做过“大闹大赔，不闹不赔”的调解建议。




　　2问    医患纠纷已产生，单位该不该介入？
　　医调委没遇到单位介入的情况，即使有也不对结果造成影响


　　记者：从法律、程序角度看，患者方面所在的单位，该不该介入医疗纠纷？出公函维权的做法是否合理？


　　刘方：我们医调委这几年的工作中，从来没有遇到患者单位介入的情况，也没有遇到单位出具公函的情况。即使有单位出具公函，对于我们调解工作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至于其他的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比如医院内部解决，法律诉讼解决，我没有听说过有患者单位介入的情况。


　　记者：医疗纠纷，应该有哪些第三方机构介入比较好？作为第三方独立机构，医调委如何保证客观公正？


　　刘方：前面提到过，行政调解，找行政机构；法律诉讼，找法院；医调委调解，找我们；都是合理有效的第三方介入。


　　第一，医调委就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没有直接的上级单位，不隶属于任何行政机关。
    第二，我们是由政府搭建的公共事业平台，北京市财政拨付全部工作费用，不接收任何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经费。
　　第三，我们制定了科学、严谨的工作流程。程序正义可以保证实体正义，这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真理。我们调解员分为评估组和调解组。调解组派出调解员接待医患双方，收取与纠纷相关的材料，听取双方陈述，再将所有材料转交给评估组。评估组都是由副主任医师以上的退休医学专家组成，我们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比如涉及某医院的医疗纠纷，决不可能让与这家医院有关系的专家来评估。


　　我们北京医调委有90%以上的纠纷需要找北京三级甲等医院的专家进行咨询，形成初步的评估意见后，还会交由评估组进行集体讨论，每次讨论都要有3名以上专家在场，最后才形成正式的调解建议。此外，凡是赔付1万元以上、患者死亡、疑难的案件我们还要外请专家再进行合议。


　　2014年全年，我们受理结案纠纷1899件，同年，法院受理结案800多件。




　　3问    医闹伤了医生心，难道从此少说话？
　　对于医院来说，保护医生最好方法就是让其学会沟通、有时间沟通


　　记者：在当前的医患关系背景下，会不会医生为求自保，能少说就少说，甚至看病就成了工厂的流水线作业？


　　刘海英：不管是哪方面的医患纠纷，其实都跟沟通不到位有关。我们国家的现状是大医院人满为患，患者相信大医院，甭管大病小病全都往大医院跑。这种情况造成大医院的医生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沟通。患者费好大劲挂上专家号，但是医生与患者问诊的时间也就两三分钟，患者没能得到专家更多的服务时间，心里有落差，也就埋下医患纠纷的隐患。如果医生能有充分的时间与患者沟通，耐心解答患者的疑问，医患也容易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


　　现在一是沟通的渠道不畅通，二是留给医生沟通的时间太少了。像外科、产科等一些手术科室，手术操作要占据医生大部分的诊疗时间，与病人及家属的沟通时间就不够，患方对此投诉较多。但是比如像内科、眼科等，沟通情况相对充分一些，即使患者没有治愈，仍然感激医生，因为患者看到了医生的努力。


　　事实上，医生多说比少说好。当然，沟通除了要告诉患者疾病的基本情况外，更要实事求是地告知风险。当然告知风险不是冷冰冰地说出所有不良后果，也不是故意告诉最坏的结果。比如，凡是做手术的都会有风险，但我们医院的手术知情告知书往往是制式化的，缺乏针对性，同样一个手术，一个25岁的年轻患者和一个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的高龄患者所要面对的风险绝对是不同的，医生应该针对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告知。


　　把患者要承担的手术风险掰开了、揉碎了讲明白，使患方充分知情，树立起医疗风险共担的意识。我们也呼吁老百姓多理解医生，认识到医疗行为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治疗的同时也会给患者造成一定伤害，比如肌肉注射，除了治疗作用还会给患者造成疼痛，还有感染的风险；吃药，不仅有治疗作用也可能会有伤及肝、肾的副作用。对于医院来说，保护医生最好方法就是让医生学会沟通、有时间沟通。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