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婴儿安全岛”，7个月来接收弃婴26名。福利院该举措被质疑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

　　这是个国际上也有争议的话题。争议的来源是：救助弃婴，给弃婴行为带来法律权利和心理责任上的困境。

　　在法律方面，如果放置在专门的收容箱中，警方还有没有权力寻找弃婴的母亲并追究之负责？在心理方面，有人提出，遗弃可能遭受的痛苦恰是责任的来源，减轻罪恶感就是减轻责任，从而纵容违法。

　　尽管有社会争议，类似的举措还是在普遍应用。如在非法移民盛行的英、美等国，有专门为非法移民提供生存帮助、争取人权的组织。一些吸毒者帮助组织甚至提供干净的注射针具和轻度的毒品（如美沙酮），进行“替代治疗”。

　　如果无法制止偷渡，可以保护偷渡者基本人权吗？如果无法杜绝吸毒，可以帮助他们不要染病吗？如果还不能实现没有弃婴，可以给孩子一个存活机会吗？

　　这个选择像问题本身一样很难给出标准答案。但它告诉我们：第一，非“至善至美”更是常态，可以深入伦理探讨，不要简单否认它的意义。

　　第二，人权没有条件。偷渡者、吸毒者、弃婴，他们首先都是人，不是任何社会目标或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比如对弃婴以生存权利来看待总是适用的，而不仅将他作为减少或鼓励弃婴社会行为的因素来考虑。

　　第三，政府和社会有不同角色区分，社会有更大宽容性和空间。比如在政府针对弃婴、吸毒、偷渡问题立法，引进更多解决措施的时候，社会帮助一个、几个被弃的婴儿，减低吸毒者染病的机会，缓解非法移民的痛苦，胜于一无所为。

　　非至善之善，并不为问题的存在提供更多的借口；但它也在复杂社会中，提示着问题解决的多视角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