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争议不决的症结在于，事件背后是整个脉络上的契约精神集体缺席。

隶属于青海体工一大队的教练员汪成荣正陷入“奖金门”之中，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2005年，他被中国残奥管理中心聘为教练。三年后，他带领两名弟子在北京残奥会上斩获3金1银。因此，中残联奖励其奖金149.91万元。青海体工一大队要求对这笔奖金重新分配，遭拒后给予汪成荣停职处理。（3月1日《新京报》）

事情并不复杂。青海体工一大队认为汪成荣是组织派出去的，并非个人行为，奖金理应交由组织统一分配。汪成荣则认为，成绩是自己取得的，奖金是中残联奖励给他个人的钱，与他人无涉。

问题争议不决的症结在于，事件背后是整个脉络上的契约精神集体缺席。

从报道来看，汪成荣被中国残奥管理中心聘为教练的这个过程中，涉及的三方（中国残奥管理中心、青海体工一大队以及汪成荣）未形成具有约束效力的契约。汪成荣被借调的性质并未被厘清，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存在疑问。

此外，汪成荣透露在奖金分配方面，他与原单位不存在任何协议。而青海体工一大队党委对汪成荣的停职也缺乏契约上的有力支撑。一系列契约精神的缺席，导致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一混乱局面的出现。

在过去若干年的语境中，个人绝对服从于集体。这是一条通行准则。而竞技体系中推崇的金牌导向，让规则更加牢靠。每一块金牌均是举全国之力的产物，论功行赏时利益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要分一杯羹。个人的功绩处于一个相对弱化的地位之上。

基于这样的理论支撑，青海体工一大队队长杨海宁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以为这是一个人的事？多少人为你服务呢？原单位不派你出去，派个阿猫阿狗出去也一样的。”

从根源上看，诸如此类的规则早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让契约精神无处容身。只有以契约精神来重塑整个竞技体系，才会杜绝汪成荣“奖金门”事件的重演。

当下尚需对竞技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彻底摒弃“唯金牌”论。将夺金的机会交给个人，将增强国民体质的大事交给国家财政。这才是体育健康发展的根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