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上，在重要的历史发展关头召开的具有历史性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一共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全党，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情况下，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核心的领导。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第二次则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从此，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轨道。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是与毛泽东住在一起的。这对于两人互相交换意见，对于及时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安排会议、组织会议、议定会议文件等，无疑是十分重要和方便的。当然，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新上任的中央秘书长的高度信任。

 

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言。作为中央秘书长，筹备会议、做好会务工作、做好会议记录，是他的主要职责。根据与会者的身份和会议级别(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应当是遵义会议发言情况的记录者。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得到证明：

 

周恩来的谈话是这样被披露出来的。1984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撰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专程来中国，在他的好友谢伟思和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在搜集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资料的过程中，经过中共中央有关方面的批准，他获得了一项“特权”——可以访问所有他愿意访问的还健在的长征参加者。同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91周年这一天，长征中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会见了他。

 

当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问到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情况时，杨尚昆回答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

 

这样，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遵义会议的历史事实得到了最权威的确认。

 

但遗憾的是，遵义会议迄今已经召开好多年了，而这次会议的记录却一直没有被发现。

 

在长征中，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都是装在几个白铁皮箱子里，或由人挑，或用马驮，随中央机关一起行动。中央主要负责人走到哪里，“挑子”就跟到哪里。

 

博古在遵义会议以后离开中央总负责人的领导岗位，履行的交权手续，就是把“挑子”交给了代替他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史称博古“交挑子”。当时在遵义会议上唯一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何克全，还在会后私下对博古说：“挑子不能交……”博古没有听他的话，一方面因为确实感到自己作为中央总负责人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对党和红军受到的重大损失也心中有愧，最主要的是博古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坚决执行遵义会议的决定。

 

那么，里面装着遵义会议记录的那个“挑子”哪里去了呢?第一种可能，是在红军四渡赤水时，一次过浮桥时，驮“挑子”的马突然受惊，失蹄落水，“挑子”也就沉落赤水河中了。当时天上有敌机轰炸，四周有敌人的追兵，谁也顾不上仔细清点丢了什么东西。第二种可能，是在解放战争中，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之前，中央机关“坚壁清野”，把一大批中央重要文件装箱后，运于荒山野岭之处秘密掩埋了。到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时，中央机关已经迁到了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全国解放后，寻找这批文件时，因为历经战乱，几年间又有几次大雨，早已把掩埋文件的地方留下的痕迹冲刷得一干二净，谁也记不得这批文件到底是埋藏在什么地方了。

 

在以上两种可能中，大概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因为如果在长征中遵义会议的记录没有丢失的话，在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中，在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央秘密文件汇编《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时，是会把这个重要文件选编进去的。既然《六大以来》没有把遵义会议记录编入，说明这份文件可能在长征中就已经丢失了。

 

在遵义会议以后的长征中，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与毛泽东和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一起行军，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在长征途中，情况瞬息万变，中央政治局的许多会议也就随时召开，有的留下了文字记录，有的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对于遵义会议以后这段特殊时期的中共历史，邓小平作为亲历者和当事人具有特别深刻的印象。46年后，中共中央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在起草过程中，为了写好对遵义会议的评价，特意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在《决议》草稿中写了“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当送给邓小平审阅时，他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因为遵义会议时我是党中央的秘书长，是到了会的。

 

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以对历史负责、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起到的重要领导核心作用的实际情况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指出：还是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好。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遵义会议资料的缺乏，同时也由于邓小平很少提及他本人的这段历史，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党史著作凡提到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从来没有提到过邓小平。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1955年开始开放的，在陈列的遵义会议参加者中，最初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1958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贵州视察工作，并参观了阔别20多年的遵义会议会址。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后，邓小平触景生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令人难忘的战争岁月。他仔细地看着楼下每一间房子，抚摸着室内陈设的物品，不时与同行者述说着当年的有关情况。随后，踏着楼梯间，看到房间里仍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对随行的同志肯定地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接着，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走出会议室，来到走廊上，邓小平一边看着檐下柱间的拱券和柱顶用垩土堆塑的各种花卉，一边对同行的负责同志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邓小平的记忆十分准确，这个地方进行过改建）。

 

根据邓小平的回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后对陈列内容进行了调整充实。1965年经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立批准，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里壁墙上，按照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列顺序，挂出了参加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人的照片。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些“造反组织”打着“造刘邓路线的反”的旗号，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于是，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了黑×，邓小平的照片被从会议室墙壁上拆了下来。

 

但是，邓小平对一些人在关于他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和恶意诽谤，始终不屑一顾。1973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央通知从江西返回北京，等待安排工作。一天，有一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女儿去看望他，谈话间问到参加遵义会议之事，邓小平泰然自若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了，不会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高潮。经过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和党史工作者的研究考证，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一事终于成为党史学界的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