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志林强调，当医院面对新闻事件、与记者打交道时，应该坚持积极主动、快速决策、以人为本、诚实守信的基本原则，以达成减少风险、控制风险、转移风险、自留风险的基本目标。

“医学传播关乎千家万户，所以，医学、医院、医疗、医者等相关问题一旦发生，往往会被推上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宣传统战部部长廖志林就这样拉开了《当医者遭遇记者》新书发布会的序幕。

如何在医院与媒体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1月27日，廖志林对话张洋，当久经沙场的医院宣传老将，遭遇一个有点儿理想的记者，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二十多年来，在从事医院宣传工作与研究医学传播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十分惨烈的现实。”廖志林说，医院宣传100个正能量信息所积攒的口碑，往往敌不过一个负面新闻对医院与医者形象的摧毁。

“记者为什么要报道医疗事件？为什么要去医院采访？就是因为市场化的媒体要跟随受众的兴趣而动。”张洋解释，记者背后的广大受众希望能够了解与医院相关的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这种诉求推动记者去医院内不断地深挖新闻。

记者与医者本不应当处于对立面，但他们在外界看来似乎注定水火不容。“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让医院与医者学习一些新闻传播知识，学会与记者进行正确沟通。”廖志林强调，当医院面对新闻事件、与记者打交道时，应该坚持积极主动、快速决策、以人为本、诚实守信的基本原则，以达成减少风险、控制风险、转移风险、自留风险的基本目标。

医院必然面临新闻事件

“从大医院到小医院，从大医生到小医生，肯定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廖志林认为，尽管医院可以用各种规章制度去约束医务人员，但仍旧会有各种大小问题发生，任何医院与医者注定要面对新闻事件。

“自我关注、研究医院新闻危机这一课题以来，我发现，最近二十年，大约有二十多套医院管理班子，因为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医疗事件，进而因为负面新闻被处分，最常见的是院长被撤职。”廖志林表示，这些人涵盖院长、副院长、职能部门、科室负责人、主治医生、主管护士等。

“不是只有医疗纠纷或者医疗事故才能形成负面新闻，普通医疗事件也可以发展成为负面新闻。”廖志林认为，当医疗事件没有被媒体关注时，事件本身的影响力、危害程度、处理难度尚可承受。“反之，事件的影响力、危害程度、处理难度将呈数量级扩大。”

廖志林认为，新闻危机对于医院来说犹如“埋在人行道上的地雷”，没有踩爆，纯属偶然和运气。

处理方式不同 效果不同

尽管医院与医者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新闻事件，但可以通过艺术化的处理方式取得意料之外的效果。

“我想提醒医院管理者，在遇到负面事件时，院方态度十分重要。”廖志林强调，医院差错能否发展成为负面新闻，能发展成为多大的负面新闻，不取决错误本身的大小，而取决于医院处理事件的态度。

在《当医者遭遇记者》一书中，廖志林用了多个事例证明以上观点；张洋更是用自身经历予以佐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涉及首都机场医院与999急救中心两个主体，处理方式不同，两个主体获得的效果也不同。”张洋说，事件发生后，首都机场医院当即到他家中探望，舆情很快结束了；999急救中心第一次发布的公告，完全否认自身的问题，随后便遭遇了一场舆情风暴。

“所以，我在书中经常表达一个观点，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乃至于我们没有多少错的时候，也要检讨自己的问题，然后坦诚地向记者承认我们的错误在哪儿，是多少，我们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廖志林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都可能出差错。但是，对待差错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错误本身的认识。

医者与记者如何做朋友

如何与记者打交道是医院宣传工作者的必备基本功之一，廖志林对此的基本原则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道墙，医者与记者要做朋友，不要做对手。“从接待记者开始，就要弄清楚记者想采访什么内容，同时与记者进行有效沟通，帮助记者完成采访任务。如此一来，最终结果与自己的预期目标便不会相差很远。”

“廖老师说得非常对，记者与医院没有仇，与医生更没有仇。”张洋补充道，如果记者与医院双方在互相不信任且不想对话的情况下面对面，往往会把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记者可以传播医学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医者可以通过为患者服务、通过为记者服务而与记者走到一起。”廖志林强调，正如《当医者遭遇记者》一书传达的观点那样，医者和记者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推手，应该携起手来共同为社会和谐作出贡献。

转自健康界 郝兰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