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卫生驶上高速路

□首席记者 叶龙杰   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政府为加强农村卫生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扭转，农民健康水平和平均期望寿命有了很大提高。农村卫生工作40年来走过的路，既有闪耀于世界的经验做法，如农村卫生的“三大法宝”（合作医疗制度、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队伍），也有过“以药补医、重医轻防”的曲折，但一路走来，有一个理念更为凸显，那就是以基层为重点，以发展为主旋律，加大体系建设和投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健康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健康报》在记录   1979年7月22日，《健康报》第3版刊登题为《我们是怎样整顿建设公社卫生院的？》的文章。文章指出，全县二十一个公社卫生院都普及了外、妇、内儿各科，设有中医科、中药房，建立了手术室、检验室、制药室、X线室和住院部，并有卫生防疫组。   1988年12月24日，《健康报》第1版文章《十年卫生事业发展的特点和问题》提出， 在卫生事业发展中，首先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相对缓慢。10年中，全国县级以上医院由0.8万家增加到1.2万家，增加50%，在医疗机构总数中的比例由13.7%上升到20.4%；而乡卫生院则由5.5万所减少到4.7万所，下降14.2%。床位的变化也有类似情况。城市医院的床位数由71.6万张增加到112.7万张，增长57.4%；乡卫生院的床位却由74.7万张减少至72.3万张，减少3.3%。   1996年12月10日，《健康报》第1版刊登了时任国家主席*《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经过几十年来的不断努力，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在广大农村有了一定基础，乡村医生队伍已有一定规模，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从全国情况来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基础薄弱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一部分农民因贫困而看不起病，一部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疾病已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制约因素。   2009年7月24日，《健康报》第1版文章《农村基层卫生人才问题亟待解决》，记录了2009年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暨农村卫生服务工作会议情况。会上，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医改的重点、难点在农村，做好农村卫生工作对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局举足轻重。   探索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新方式   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取得过较好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同志“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626指示”）指示下，卫生部门逐渐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具体表现在：大批城市医务人员和医学院校毕业生被抽调或分配到农村长期工作、派遣城市医疗队下乡、采取短期培训的方式农村培养“半医半农”的赤脚医生、新建或改扩建公社卫生院、大力发展合作医疗制度等。   1967年，后来曾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朱庆生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医疗系毕业，在工作期间参加了巡回医疗队，参与了当时农村卫生体系的建设。“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当时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朱庆生回忆，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从全国卫生经费来看，有65%以上用于农村。   1978年，我国人均寿命已由新中国成立时的35岁提高到68.2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8岁，这一成绩的取得与农村卫生人员队伍的快速壮大和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飞速发展密切相关。但应该看到，当时农村医务人员的主体是经过短期培训的赤脚医生，所拥有的诊疗设备就是“老三件”（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甚至只是靠“一根针一把草”。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开，用于支撑农村医疗卫生网络的体制机制逐步瓦解。比如，合作医疗体系原本依托人民公社，随着人民公社成为历史，农村合作医疗也随之衰亡，赤脚医生也不再获得大队的“高工分”，开始脱离原有工作岗位，寻求发家致富，流失现象逐渐产生。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乡镇卫生院大多由“条条管理”变为“块块管理”，将“人、财、物”权全部由县下放到乡镇政府。而乡镇财政十分困难，有些地方连基本的人员经费都难以保证，事业发展费更是少之又少。再加上集体经济的衰落，原本依靠集体经济补助的部分也失去了来源。   朱庆生说，因此，立足于1978年，农村医疗卫生改革势必要提上日程，与时代相呼应，同国家的发展一起进步。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推动和*工作   1991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部门关于改革和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请示的通知。这份通知提出，应把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作为战略重点，提到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1996年12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要求，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着重抓好几项工作，第一项就是重点加强农村卫生工作。随后，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了新时期的卫生工作方针：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在这一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引下，2002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这是进入新世纪后推进农村卫生工作的纲领性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实际出发，加大政府对农村卫生的投入力度，政府投入的增长幅度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幅度。同时，从2003年开始试点以政府筹资为主、农民自愿参加的新农合制度。   有了新农合的“滋补”，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开始复苏，有关村医、卫生院、县级医院的基层卫生综合改革开始纳入视野，并成为2009年医改启动之后的关键内容。“强基层、保基本、建机制”的医改思路最终凝练成“以基层为重点”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方针。医改以来，在全国层面，从中央到地方，加大了对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建设投入。   尽管在历史进程当中，一些体制机制的问题始终存在，比如村医后备力量建设和养老退出机制尚不健全、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仍是薄弱环节、基层防治结合的功能定位有待加强、城乡发展不均衡等方面的问题仍非常突出，但总体而言，医改给农村带来了变化，给农民健康权益的维护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保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细化了目标任务，要求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对此，朱庆生表示，随着农村居民健康需求的变化，农村卫生工作要逐步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全方位、全周期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并成为乡村振兴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