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艾滋可以治愈吗？腾讯医学ME大会的精华都在这两万字里 ...

对抗疾病，我们总是拼尽全力。我们总是拿起每个时代最尖端的技术和工具，去探索疾病的秘密，并与之博弈。

11月4日，一场关于生命和疾病的深度探讨在即将入冬的北京拉开帷幕。

6年前，腾讯从全世界邀请了几十位难得一见的科学家不远*来到北京展览馆，举办了第一届WE 大会。这里无关商业与竞争，人们只讨论最前沿的科学与思想，只关心人类的未来。

6 年后，由腾讯携旗下腾讯医典，联合《NEJM医学前沿》（全球顶级全科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集团旗下期刊）共同打造的首届腾讯医学ME大会，同样在北京展览馆开启了全新的旅程。六位全球顶尖的医学科学家与临床医生齐聚一堂，聚焦癌症、抑郁症、艾滋病、老年病等国内最受关注的话题，分享全球前沿的医学突破。

对于这场大会，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的希望是可以“引导更多人关注生命、认识自我，通过权威医学科普提升大众健康，减少病痛之苦。”

马化腾的一条朋友圈，和六位顶尖医学专家

今年5月，马化腾的一条朋友圈首次对外透露：“科技向善”将成为腾讯公司新的愿景与使命。通过科技之力，提升公众对生命健康的关注，这也是腾讯“科技向善”的举措。

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已成为民众获取医疗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受变相广告、缺乏权威来源等因素影响，各种医学信息的缺失和错漏屡见不鲜，公众对这类不严谨、不权威的“科普内容”的容忍已达到极限。与此同时，公众往往容易被谣言迷惑，对一些所谓的医学常识缺少基本的怀疑和拷问。所以，在知识之外，更加需要理性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做出更好的医疗判断和选择。

2017 年，腾讯成立了专业科普平台“腾讯医典”。在这里，有超过3000位医学专家正在向公众传达更加科学易懂的医学知识。

在向腾讯医学ME大会发出的贺信中，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屠呦呦这样写道：医学工作者不仅要拿起手术刀，也能拿起笔，以科普的专业求真和理性精神助力大众健康，一起改善人类的共同命运。

这场大会所邀请的6 位专家，每一位都是在医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正在践行既能拿起手术刀，也能握住笔杆子的精神：

美国麻省总医院肝癌研究主任、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朱秀轩，国际公认的肝细胞癌和胆管癌权威专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双聘教授李太生，建立了适合中国艾滋病人的“鸡尾酒疗法”，并主持制定中国首部《艾滋病诊疗指南》，确立了全国医生诊断、治疗艾滋病的基本规范。

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临床精神病学与临床流行病学教授费立鹏，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家面向自杀群体的医疗机构，并构建起首个（也是最大的）全国性24小时心理危机热线电话。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终身讲席教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 副主编肖瑞平，为心衰的病理生理及临床治疗开启了新的思路。

伦敦国王学院高级荣誉讲师、欧洲肿瘤外科学会会长Tibor Kovacs，是国际乳腺癌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美国麻省总医院肿瘤中心临床主任、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David P. Ryan，在肿瘤治疗领域拥有超过20年的临床经验。

此外，知名辩手邱晨和腾讯医疗副总裁张猛，也从用户和产业的角度分别分享了与医学相关的内容。

大会开始前，部分演讲者已经接受了包括八点健闻在内的媒体的采访，我们试图将全部8位演讲者的演讲精华以及采访内容进行汇编，让读者朋友在一篇文章内就能看完他们对当今人类健康事业的深刻见解。

文章很长，但值得你静下心来，慢慢读完。

朱秀轩：早期肝癌治愈率极高

朱秀轩是国际公认的肝细胞癌和胆管癌权威专家，专注于两项癌症从原理、新型治疗方法到新型药物的体系化研究，通过分子靶向药物研究、靶向药物与化疗联合治疗、免疫疗法以及原发性肝癌中的质子放疗等全新治疗方法的探索，对晚期肝细胞癌和胆管癌的治疗产生重大影响。他的突破性研究也推动美国FDA批准两种新药应用于晚期肝癌的临床治疗，为全球患者带来了新的生机。

△朱秀轩 美国麻省总医院肝癌研究主任、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

肝癌可以治愈?

去年圣诞前夕，一位66岁的男性患者，从佛罗里达转到波士顿（直线距离1900公里左右），到我就职的麻省总院门诊就医。他已经有几个月的胀腹痛，伴有严重的体重减轻。从体检结果上可以看到他非常消瘦，远处就能够看到膨胀的肝脏区。在CT上我们看到他左边有一个巨大的肿块，并伴有腹腔淋巴结转移，肝穿很快证实了这是一个原发性肝癌。

当时我们正好有一个临床试验，研究PD-1抑制剂派姆单抗（即Keytruda，K药）和乐伐替尼的联合用药在晚期肝癌的应用，病人非常高兴的加入了。

开始治疗4个月以后，他的肿块基本上消失，甲胎蛋白也从治疗前的6万多降低到正常的数值，病人现在已接受同样的治疗10个月之久，所有的疾病相关症状已经彻底消失。

肝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体器官，有很丰富的血管*，正因如此，肝脏是非常常见的肿瘤转移器官之一。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肝脏原发恶性肿瘤。

肝癌可以预防

肝脏原发恶性肿瘤中有80%-85%是肝细胞癌，俗称肝癌。此外有 10%-15%是肝内胆管细胞癌，此外还有一些相对罕见的原发胆内肿瘤。

在世界范围内，肝癌的发病率高居第六位，死亡率排第四位。全世界有55%的肝癌发生在中国，不过近几年，在美国和欧洲的发病率也在持续上升。

国内很多人谈癌色变，对肝癌可能就更有恐惧感。根据最新的报道，肝癌与中风、缺血性心脏病、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同时成为中国五大疾病死因。

肝癌可以预防吗？其实肝癌有很多非常成熟的致病因素，比如说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过度的酒精摄入，还有脂肪肝，每一个病因我们都有很好的办法来阻断。

比如说在中国，通过母婴传播和其它途径，乙肝有非常高的发病率，我们可以通过疫苗和控制乙肝病毒感染，有效阻断乙肝病毒。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丙肝的疫苗，但已经有治愈率非常高的治疗手段。

控制酒精的摄取，改善生活方式也是有效控制肝癌的手段。

肝癌有分阶段的不同治疗方式

肝癌的治疗是完全根据疾病阶段来看的，肿瘤医生会根据病人的肿瘤负荷、所有的肝功能具体状况，还有体能状态，做一些具体的评估，确定治疗的手段。

早期肝癌我们可以考虑消融手术；多发性的肝癌我们可以考虑介入治疗；如果肝癌已经出现全身转移，系统全身治疗是我们目前的主要治疗手段。

肝癌可以治愈吗？我在这里和大家明确：早期诊断的肝癌治愈率非常高，可以通过手术切除、肝脏移植、射频消融来治疗，这都是对早期肝癌非常好的治疗手段。

如何才能治愈呢？早期筛查非常重要。目前常规的手段包括甲胎蛋白的测定、肝脏超声的应用，而且在实验室我们正在努力开发一些循环性、更敏感、有特异性的早期诊断方法。

如果肝脏病灶已经出现多发性，我们也还有一些其它非常有效的肝内局部治疗，包括化学介入疗法、放射介入疗法。

一旦肿瘤出现了转移，主要的治疗方法还是依赖全身治疗。到2019年，我们已经有5个靶向药物，2个PD-1抗体，都已经获得了在美国FDA的批准。

肝癌的治疗已经从传统的化疗迈向靶向治疗，现在又转向免疫治疗。同时我们正在努力探索如何通过联合治疗进一步提高肝癌治愈水平。

今天我们已经有证据表明：通过有效的、系统的化疗，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的开发，是可以把病人的总存活期逐渐延长。

虽然在靶向治疗中，我们依赖很多基因检测的技术，来向我们展示有没有具体的、可以进攻的靶点。但是，在肝癌的治疗上，主要应用对肿瘤微循环的理解，也就是说如何能够阻断肿瘤的血管生成，如何能够用自己的免疫细胞来进攻体内的肿瘤。

联合用药可以让肝癌晚期病人存活22个月

我们正在肝癌治疗领域展开进一步探索，怎么样能够非常有合理性的，进行联合用药。

目前，我们已经可以把免疫和免疫组抑制剂结合在一起，比如PD-1抑制剂纳武单抗（(Nivolumab,Opdivo，即“O药”)和CTLA4抑制剂伊匹单抗( Yervoy )的联合用药，已经可以使肝癌晚期病人存活22个月，三期临床实验正在开始，我们期待着这个结果。

此外，我们正在用抗血管生成抑制剂和靶向检查点抑制剂进行联合应用，比如PDL1抑制剂阿特朱单抗和贝伐单抗。这两类抗体的联合运用中，第一期临床试验结果达到36%的肿瘤缓解率，其中12%可以完全缓解，这在药物史上、肝癌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见到的。

阿特丽珠和贝伐单抗不管从总的存活期，还是无进展生活期来说，都已经达到了有效的标准，在这个月的晚期我们会正式公布它的结果。

所以，这个联合治疗现在已经成为肝癌晚期治疗的标准治疗方案，我也期待更多好的方案出现。

乐伐替尼联合派姆单抗在肝癌晚期的试验同样达到了46%的肿瘤缓解率，正因为如此，FDA已经把这个联合方案作为加速开发的认可，三期实验也在进一步开展。

新靶点的探索已经有了突破

胆道系统肿瘤是异质性非常高的肿瘤，它包括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胆囊癌，这些肿瘤的生物行为和临床表现差别非常大。

肝内胆管癌在近几年有逐渐上升的趋势，手术切除是唯一可行的治愈办法。晚期肿瘤我们依赖联合化疗，主要是*他滨、吉西他滨、勃列联合，这两年靶向药物在这个领域已经进行了非常好的尝试。

2011年我和同事在麻省总院，第一次发现在肝内胆管肿瘤IDH1的突变有非常高的频率，高达20%-25%，IDH2的突变相对频率低一些，而且这个IDH1的突变完全局限于肝内胆管癌。

这个发现很快带来了这个领域的进步。我们从临床机制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最主要的是将针对IDH1和IDH2的靶向药物同时进行开发，通过一期临床试验，我们看到了非常可喜的早期结果。

我们很快把这个药物进行了三期临床试验，在病人接受传统化疗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他们接受IDH抑制剂或者安慰剂的对照，我们看到由于IDH抑制剂，无进展存活期得到非常有效的延长，无进展的风险被降低了63%。

所以，我觉得这个药物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胆管肿瘤靶向治疗的新突破，也希望能够得到美国FDA还有其它国家的批准。

第二个非常有意义的靶点叫FGR2，这是纤维细胞受体，是一个染色体融合的表现。通过非常精确的现代化检测手段，我们完全可以检测到，在胆管癌中，这个这个基因存在的频率大概在10%-15%。

很多FGFR抑制剂都在临床中得到很好的开发，肿瘤缓解率高达20%。

正因为如此，有至少三个特异性的FGFR抑制剂在三期临床试验，我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对胆管癌病人有效的靶向治疗方案。

对抗药性也已有了解决方案

从我们对靶向药物研究得到的启示来看，所有的靶向药物在一定时间内，都会出现所谓抗药性，影响了有效性。在麻省总院，我们通过对于病人样本的分析，对于血液循环DNA的检测，还有对于临床前动物模型和细胞细胞株的鉴定，对于药物的抗药性做了详细的研究。

我们门诊的一个病人在接受FGFR抑制剂的时候，肿瘤缓解达到了50%，但是在6个月的时候出现抗药性。但我们有第二代FGFR抑制剂。

这个病人在一开始接受第一代FGFR抑制剂的时候，他有12个月的疾病控制，有了抗药性以后，当病人接受第二代药物的时候，他又有13个月的时间有肿瘤缓解。

所以，这个病人从一开始接受FGFR抑制剂到最后的进展实际上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同一类药物），这给我们临床提供了非常好的进一步开发的依据。

我刚刚提到了IDH和FGFR，只是我们现在成功的两个例子。在胆管癌中还有一些非常重要，但是相对于更少见的一些重要靶点。比如说HER2的扩增、BRF的突变、NCHKT的转位、BRHKT的突变。

这些突变和基因的融合，都给将来在胆管癌的进一步研究，做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性依据，我希望今后这方面的研究会有更多的突破。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信息是：肝癌在早期完全是可以治愈的，即使是晚期，我们现在也充满希望，因为精准医学和靶向治疗已经在肿瘤领域开始有很好的应用，我们已经成功探索出抗血管生成抑制剂对于提高肝癌总存活期的实际意义。

现在已经有5个靶向药物在临床中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已经有了初步的成功，同时在联合应用上已经开始了新的起步。

通过我们今后对耐药机制和控制耐药机制的新策略的研究，我希望病人在肝癌肿瘤中，将来能够受到更大的获益。

李太生：艾滋病诊治应该三位一体

从对艾滋病一无所知，到谈病色变，再到国际领先的治疗水平，中国艾滋病治疗在十多年间产生了巨大飞跃。艾滋病治疗的“中国方案”不仅让中国艾滋病病死率从2003年的22.6%降至2015年的3.1%，还成为国际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方案。李太生就是这份“中国方案”的倡导者，他建立起适合中国艾滋病人的“鸡尾酒疗法”，并主持制定我国首部《艾滋病诊疗指南》，确立了全国医生诊断、治疗艾滋病的基本规范。

△李太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双聘教授

人类抗艾简史：从发现到遏制

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最早报道出一种严重的、新的传染性疾病。因为病人在确诊之后会出现严重的发热或是消瘦，以及各种机会性感染，而且半年之内就会死亡。所以，当时最早报道这个病的美国，将其称为严重的死亡综合症。

从1981年发现第一个病例，到1996年，这十几年间，艾滋病确实是不治之症。从感染病毒到临床6～8年的无症状期，再到发病期，两年内病人100%死亡。

1983年，人们很快就发现了这种新疾病的病原，即“新逆转录病毒”。发现这个病毒的教授也因此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奖。

1984年，人们发现CD4分子是艾滋病毒的主要受体。换言之，人们证明了就是这个病毒在破坏人类免疫系统，CD4阳性细胞是导致艾滋病发病的主要机制。

1987年，第一个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齐多夫定（叠氮胸苷）开始发明。

1993年，二联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开始在临床做实验，但是仍然没有效果，病人服用二联治疗药物，只能比原来没有吃药多活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转机发生在1996年，联合抗病毒治疗，也就是“鸡尾酒疗法”出现了。人们发现将三种药物合到一起就可以使艾滋病患者活下来。

1997年我和我的法国导师在接受“鸡尾酒”治疗的晚期艾滋病患者队列中，观察到了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换言之，我们从理论上证明了艾滋病晚期被破坏的免疫功能，经过抗病毒治疗可以完全或者部分恢复，为艾滋病患者的长期生存，在理论上打开了新的希望之门。

从1996年到现在这20多年来，“鸡尾酒疗法”的广泛应用使艾滋病患者能够显著延长寿命。以前患者感染艾滋病毒后8～10年一定死亡，现在，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可以活到接近正常人的寿命。目前，艾滋病已经是一个可以治疗的慢性内科病了，而且2011年美国教授的一个研究表明：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早期治疗可以减少其97%的传染性。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艾滋病疫苗，如果我们发现感染者，并给他早期治疗，也可以大大减少传染性。

从2010年到现在，艾滋病增长的速度已经下降了36%，死亡率也下降了33%。目前，全世界存活的3000万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有70%正在接受有效的又可以减少传染性的抗病毒治疗。

艾滋病能否治愈？回答是Yes！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两个艾滋病人完全治愈。一个出现在10年前的柏林，一个是今年刚刚报道的，在伦敦。当然，这两个患者都非常特殊。以伦敦患者为例，他同时患有艾滋病与血液恶性肿瘤，2016年，治疗小组决定为他寻找骨髓移植配型，主要目的是治疗癌症。治疗小组找到一名合适的骨髓捐赠者。捐赠者的CCR5基因罕见自然突变，能够抵抗艾滋病病毒入侵。治疗小组预期，如果造血干细胞移植顺利，不仅能够治疗“伦敦病人”的癌症，还有望获得额外收获，即驱赶艾滋病病毒。虽然这种案例是非常难以复制的，却为我们攻克艾滋病带来了新的希望。

目前对于艾滋病最大的问题还是认识上的误区。很多老百姓，甚至医生都仍然认为艾滋病是超级肿瘤，是不可治的疾病，谈艾滋病色变。尤其是认为艾滋病传播传染途径是和病人一起吃饭、呼吸道等，这个是错误的。真相是艾滋病只通过三种途径传播：没有保护的高危性行为、母婴、血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途径。

中国过去30多年的抗艾之路

1985年，世界上发现艾滋病的第四年，北京协和医院报告了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直到1993年，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才1000多例。但不幸的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HIV感染率开始快速增长。并且，在2001年之前，中国没有免费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所以当时艾滋病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恐慌。

截至2018年，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约有125万，其中新报告的约为8万人。我们的总体感染率是万分之九，所以是艾滋病毒的低流行区域。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性传播感染的比例已经占到HIV新报告人群的97%，所以我们急需宣传艾滋病的科普知识。

中国一向非常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过去20年中，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指南，对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家在政府的支持下，也在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防治方案。

我们从国外引进治疗艾滋病的仿制药，在中国人群身上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研制出适合中国人具体情况的新的组合方案、新的剂量以及新的适应证。我们扩大艾滋病毒的检测范围，近5 年来，我们检测过的人数从1亿增长到了2亿，这样能够使更多的感染者被早期发现。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研究艾滋病机会性感染引起的并发症，如痴呆综合征、脑动脉硬化、心肌梗塞等。去年，我们首次在国际上提出艾滋病全病程管理（或者叫综合管理）的新理念。

这个理念就是把艾滋病的宣传、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干预，以及对于早期诊断之后的个体化治疗，并发症的治疗以及长期治疗进行了总结。

我们将这些方案写入了《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让我们的临床医生都用新的指南来提高治疗水平。

十多年来，中国艾滋病的病死率下降了86%。从2003年的100个艾滋病患者一年死22.8个，到2014年下降到3.1，2017年的数字更低。

世界卫生组织和UNAID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来，希望在2030年能够终结艾滋。因此我们需要尽早发现更多的感染者并给予他更有效的治疗。

艾滋病防治，中国应该怎么做？

我个人觉得除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相关措施之外，中国应该进行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成果的转化，要促进政策方面的进一步*。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研发的艾滋病一类化学性药物只有一个艾博卫泰，剩下的都是仿制药。

除了并发症，免疫重建障碍也是造成艾滋病无法治愈的原因之一。25%～30%的人治疗之后病毒控制了，CD4却涨不上来。原因一方面是胸腺功能受限，另一方面是慢性炎症导致CD4涨不上来。

对于慢性炎症如何控制、如何减少？这是国际上一个新挑战和新的研究热点。10年之前，国际上已经开始尝试用一些老药，比如说氯喹、羟氯喹、他汀类药物等等来尝试治疗慢性炎症，但是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

所以，我们的团队也开始在10年前用中药雷公藤做尝试。最近4年，我们又和上海制药总厂把雷公藤里面的有效成份羟基化，变成一类化学性药物，进行临床实验，有望在今年启动第一例病人入组，因为国家已经批准了这个实验。

最后，我认为在艾滋病的管理方面，应该建立艾滋病诊治的全新模式，这个模式有疾控、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三位一体，针对艾滋病这种既有传染性，但是治疗之后没有传染并出现并发症的慢性内科疾病，进行科学防治。

费立鹏：预防自杀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费立鹏已然成为了一个中国通。谈起中国人的自杀情况，这个加拿大人可能要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更加熟悉。上个世纪90年代，自杀一度成为中国人排名第5位的死亡原因，甚至是青少年死亡原因之首，但整个社会却对自杀问题讳莫至深。正是费立鹏在中国开启了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结合临床精神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研究自杀的学者，也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家面向自杀群体的医疗机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并构建起首个（也是最大的）全国性24小时心理危机热线电话。最近20年，中国的自杀率下降得比任何国家都更快，但费立鹏依然觉得这不是松劲的时候，因为“自杀并非无法预防，自杀一个都太多了，预防自杀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费立鹏 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临床精神病学与临床流行病学教授

2012年，全球80万人死于自杀

2016年联合国出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希望从2015年到2030年，要把自杀率减少1/3。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出台了一个全球的自杀报告，当年全世界的自杀死亡人数是80万左右。

此后各国都开展了自杀干预工作，但是效果却并不相同。这一方面是由于目前在全球各个国家，自杀率的差异很大，最大有100倍。在一个国家内部，自杀率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印度的26 个洲，男性自杀率的差距是14倍，女性是18倍。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低收入国家的自杀死亡人数在所有自杀人数中占75%，可是90%以上的自杀的研究和自杀干预措施都是从高收入国家来的，这意味着，高收入国家所提供的建议对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可能并没有效。

我们可以对比国际和中国国内情况来看。

从国际上来看，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老年人的自杀率较低。且男性的自杀行为风险更大，自杀死亡可能性要高于女性。年龄越大的人自杀死亡的可能性越大。用不同的工具死亡风险也不同，比如*械的死亡可能性很大，服毒死亡率大概只有2%左右。

但是在中国，1996 年的死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的自杀死亡率是城市的 3 倍，女性的自杀率高于男性。这与国际上的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在中国70岁以上的老人中，自杀已经成为排名第15位的死因，这远远高于全球水平（第30位）。

在国际上，人们认定自杀的人绝对是有精神障碍的。但是在中国，有1/3 自杀的人是没有精神障碍的，而且在自杀未遂的人中，有2/3的人是没有精神障碍的。

国内与国际上的另外一个差距是，中国有60%的自杀用的是*，而在国外用*自杀的比例不到1%。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的自杀率下降得比任何国家都快，我们将1990年自杀的人数和2013年自杀的人数相比，发现现在每年平均自杀死亡的人数比1990年少了10万人。

有哪些因素和自杀率的下降有关呢？首先，这与精神卫生的相关性不高。但是自杀和城市化是有相关性的。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导致很多人无法接触到*，也因此改变了人们常规使用的自杀方式。

预防自杀，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正在推行自杀未遂干预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我们正在小范围运行自杀干预，比如建立了52 个自杀干预热线，其中一半是24小时在线的。但是这些热线的接听比例只有不到10%，这意味着还有很多人拨打的自杀热线是没有被接听的。

这些干预到底有效吗？能对自杀率产生影响吗？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自杀率下降很可能是接触不到*导致的，与自杀干预的相关性不大。目前，我们使用的干预措施并没有接触到自杀问题的核心，而仅仅在边缘试探，这也导致我们无法达到联合国的目标。

未来，我们希望建立更全面的干预模型，实施动态性的、多因素的自杀干预和自杀预防的措施。这个工作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否则无法落实。

肖瑞平：慢病虽然顽固，但人类可以攻克

在心衰领域，肖瑞平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在20年科研求索之旅中，她系统地研究了心肌细胞β-AR的信号转导机制及其生理学、病理学意义，为心衰的病理生理及临床治疗开启了新的思路。通过倾听“心”的信号，肖瑞平完成了对传统经典理论的颠